新青年｜央吉卓玛：朝向“悦耳”：反思格萨尔史诗的文本化实践及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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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央吉卓玛，女，藏族，青海玉树人，民俗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格萨尔”研究、藏族民间文学研究。 本文认为回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格萨尔史诗文本生产的大致进程，同时重新检视藏族民间长期存续的史诗书写传统，需要继续反思由“作品”观念模塑的“权威本”及其批评话语的衍成并深入探寻符合民众审美认知的文本观。有鉴于此，立足口头诗学的基本立场，引入“悦耳”（snyan）这一本土术语，以阐释在藏族民间得到普遍认可的“好本子”，有助于从传统叙事法则揭示史诗书写的生产机制，从而理解当下口头史诗及其文本化实践的价值导向。

朝向“悦耳”：反思格萨尔史诗的

文本化实践及其路径

央吉卓玛

原文发表于《青海社会科学》

2021年第6期

摘 要

进入21世纪以来，既往基于书面文学观念的文本制作、生产及评价标准，在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的学术对话中得到了深刻反思，“权威本”这一观念所遭逢的批评乃至颠覆也成为学术范式转换的主要表征之一。因而，回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格萨尔史诗文本生产的大致进程，同时重新检视藏族民间长期存续的史诗书写传统，一方面需要继续反思由“作品”观念模塑的“权威本”及其批评话语的衍成，另一方面还需要深入探寻符合民众审美认知的文本观。有鉴于此，立足口头诗学的基本立场，引入“悦耳”（snyan）这一本土术语，以阐释在藏族民间得到普遍认可的“好本子”，有助于从传统叙事法则揭示史诗书写的生产机制，从而理解当下口头史诗及其文本化实践的价值导向。

关键词

格萨尔史诗；“权威本”；

悦耳（snyan）；口头演述；书写文本

20世纪下半叶两次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奠定了中国史诗研究的资料学基础。此后，经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格萨尔史诗文本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都有一批精心编纂的版本结集为“作品”问世。这类被学界认定为“规范的”“权威的”甚或“经典的”众多文本，在促进文化传播、族际沟通、增进文化间理解和共享知识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权威本”作为问题的提出，正是学者们立足口头传统研究的基本立场，对民间文学文本生产及其出版成果进行学术反思的结果。作为体现民间文学范式转换的关键词之一，有学者认为“就依然处于活形态传承中的史诗文本而言，试图构建或者追求作家文学中所谓‘权威版’或‘规范本’乃是与民间口头演述传承相悖的，也是不现实的”。从上述总结中不难发现，“权威版”或“规范本”（以下简称“权威本”）的观念背后有一套完整且悠久的学术传统，与该传统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在早期史诗资料学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成为晚近史诗研究不可规避、亟待辨析和深刻反思的关键问题。鉴于“权威本”观念对理解史诗文本研究中先后出现的两种学术导向——以文本为中心和以演述为中心——具有重要参照价值，因此对这类文本的来龙去脉进行深慎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认为，剖析这一观念，至少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权威本”观念赖以生存的学术土壤是什么？“权威”何以成为史诗资料学建设过程中的学术追求？又为何在引入口头传统研究的理论反思中成为学者们的批评对象？“权威”观念的思想根源是学术反思和经验总结的成果？抑或，这一观念本身也有其根深蒂固的传统导向？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学界反思甚或批评的“权威本”与民间推崇的“好本子”（或某种“权威本”）有何关联和区别？对最后一个问题的解答，则须立足于传统叙事法则、文本传播和接受的特定场域、民众审美认知的共同期待视野等内部知识的价值判断，而引入“悦耳”（snyan）这一本土术语或可成为勾连以上问题的一个关键词。

一、被建构的史诗“权威本”

20世纪50年代，正值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在民间文艺领域，以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思想指导，“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经学者倡议与政府推动，蔚然成风。1956年2月27日—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在北京召开，老舍先生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报告不仅首次确认格萨尔叙事传统的史诗属性，肯定其崇高的文学价值，还就开展搜集整理工作、培养搜集整理文学遗产的干部和培养翻译人才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此后不久，旨在进一步推动格萨尔史诗搜集整理工作的各级各类会议相继召开，一场自上而下的史诗文本“生产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在这场运动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当属1958年12月9日中宣部向各级宣传部批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为十周年国庆的文学献礼拟定的《<中国歌谣丛书>和<中国故事丛书>编选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计划》要求各省从本地区发掘、整理（包括翻译）的实际情况出发，拟定各民族民间长歌和长篇故事编选计划。在六本初选丛书目录中，《格萨尔王传》作为藏族的英雄故事被郑重列于其中，并指明由青海负责该本丛书的定稿和写序工作。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丛书”，《计划》要求所选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代表性达到较高水平，在搜集更多材料的基础上，尽可能精选。青海省委宣传部接到中宣部指示后，高度重视，迅速成立青海省文联民间文学研究组开展相关工作。据统计，从1958年秋末到1959年11月，在短短的十几个月中，研究组共搜集到25部（不包括异文），近100万字的材料。次年，材料的体量进一步扩大，达到约400万字。随着调查搜集工作的顺利开展，翻译和整理工作也相继展开。通过动员青海及西北民族学院的翻译力量，汉译其中12部，并在此基础上整理了6部。1959年12月18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开的《格萨尔》工作座谈上，时任青海省文联副主席的程秀山作了关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搜集、翻译、整理情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当年青海省组织各方力量搜集整理格萨尔史诗的基本情况，并专辟一节陈述了包括删节、增补以及调动和修改等在内的搜集整理原则、步骤和经验。

虽然，当时调查搜集的参与者已经注意到格萨尔史诗尚有大量“口头资料”有待搜集，发现其承传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文本亦吸收了民间大量的谚语、成语、双关语、习惯语等“活生生的”“有声有色的”等口语化内容。但是由于搜集整理的原则和目的是希望呈现一部在语言、艺术和思想等方面达到较高水平的“作品”，因此对上述内容进行了大量删减、拼接和和改编。除上述整理办法外，报告还提及了一个重要内容，即格萨尔史诗的整理工作是在第一手资料（译文）的基础上进行的，且由于整理者不通藏文，因此整理过程中未参照原文。总之，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组织召开的《格萨尔》工作座谈会对相关工作的纵深开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不久，在各方力量的支持和推动下，史诗搜集整理工作进入快速发展期，“直至1964年，青海省搜集到的藏文手抄本、木刻本已达28部74种之多。对这些宝贵原始资料，又及时组织力量进行了汉文翻译，共译出28部50多本，全部铅印成资料本，约2000多万字，100多万诗行”。

由于搜集整理工作及其成果集中体现了彼时文艺政策对民间文学文本生产的深刻影响，因此工作报告中的相关原则和举措当成为我们辨析史诗整理本文本属性的重要维度。根据《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搜集、翻译、整理情况》所述，整理者面对的史诗文本材料是经姜佐弘、杨质夫和吴均等由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和旧中国知识分子组成的学者队伍翻译的史诗汉译本，整理者分别从语词、情节和思想意识等层面出发对史诗汉译本进行了全面整理，成果是完成几部具备思想性、艺术性和代表性的“献礼”作品。作为彼时搜集翻译和整理出版工作的成果之一，汉文本《霍岭大战》（上册）（1962年）即被认为是在语言、情节和思想意识层面达到了较高水平的“献礼”作品，该书的出版也因此引起了全国文艺界的巨大轰动。审视史诗搜集整理工作及其成果评价尺度，我们不难发现相关标准已经涵盖了包括语言、结构、文本间性和文化价值（历史和意识形态因素）等在内的辨析书面文学文本的四个基本维度。换言之，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史诗传统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服务”等文艺政策的推动下，逐渐被树立为“古典民间文学作品”。调查搜集到的资料本在经历整理、翻译和刊印等一系列文本生产过程后，完成了“华丽转身”，成为了符合书面文学评价标准，具备“三性”（即思想性、艺术性和代表性）的“经典”和“权威”作品，从而备受推崇。

20世纪80年代，沉寂逾十年的史诗搜集整理工作得以恢复。由于在特殊历史时期受到严重冲击，当时的格萨尔史诗保护和传承工作面临巨大困难。鉴于格萨尔史诗面临失传的危险，因此当时的工作重心被确定为“抢救”。“从1980年到1982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文联关怀和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先后召开了三次《格萨尔》工作会议，成立了由中央和各省、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的协调小组，对做好抢救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在格萨尔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被列入“六五”计划，成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后，相关工作进一步走上正轨，出现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据不完全统计，五省（区）共搜集到藏文手抄本和木刻本部，一百多本；蒙文十二本种，青海的同志们把过去的资料本七十多种，几乎都搜集全了。”除了搜集书写文本（藏文手抄本和木刻本），80年代的搜集整理工作还将范围拓展到口头文本领域，“记录整理了民间艺人的说唱本二十多部”。

随着搜集整理工作的纵深开展，参与者摸索和总结出了一些工作方法和经验。当时，西藏自治区工作小组采取了“择优择缺”的原则，对民间艺人的演述文本进行录音和记录整理。这一策略在当时被认为行之有效，避免了重复搜集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为了弥补录音、记录、整理、翻译人力的不足，各省（区）还出台了一系列试行办法，通过提供劳动报酬，吸引并招募社会人士参与相关工作。在各省（区）《格萨尔》工作小组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工作成效显著，几年间各地共出版藏文《格萨尔》33部（不包括异文），汉译本17种，已经超额完成了“六五”计划规定的数字。在此基础上，“七五”计划确定了“出版40部左右藏文本《格萨尔》，加上‘六五’期间出版的30多部（不含异文本），基本上可以出齐全套藏文本《格萨尔》的目标。为落实“七五”计划，各省（区）制定了本地区的工作规划，期间由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全国藏文本<格萨尔>审稿及“七五”出版规划会议》（1987年4月1日—13日），来自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和北京的专家应邀参会。会议期间，“专家们分五个组对各省（区）及北京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带来的71部《格萨尔》手抄本、木刻本进行了审阅。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对未出版的本子进行了认真的鉴定工作，尤其对同部的几种不同的异文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提出了整理及出版意见。经过审定，将其中质量较好、有价值的38部本子列入‘七五’期间的出版计划。”

进入20世纪90年代，格萨尔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其中“《格萨尔》精选本工程”被列为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尤为引人注目。降边嘉措在其总结性回顾中述及以下主要定位：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藏文《大藏经》对堪工作一同成为“八五”期间国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投资最大的三大重点项目。“九五”期间，编纂出版40卷藏文精选本遂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该工程自1995年5月立项启动至2013年结项完成，历经30年，项目工作的顺利开展既离不开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也离不开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政策和资金保障。这部被认为“体现国家水平的正式版本”，其“编纂整理的基本要求是：既要保持民间文学固有的风格和特色，保持《格萨尔》的神韵，又要提炼和升华，使之更突出、更鲜明、更强烈、更有感染力，更能震撼人心，更具艺术魅力。从口头传承到文字记录，编纂整理，使之成为更高形态的艺术精品，成为经典作品，更便于保存和传播。”

从20世纪两次“搜集整理”工作到新世纪仍在持续的史诗资料学建设工程，其民间文学文本生产理念和范式一脉相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扶持，一方面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也赋予这项工作以特定的历史使命。正是在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语境下，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中长期规划的陆续启动和推进，在民间文学领域，具备“三性的”“优秀的”“稀缺的”“正式的”“经典的”“精选的”等被打上“权威”标识的作品因时而生，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和“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产出的格萨尔史诗献礼作品和结项成果同属此类。

世纪之交，在兼具国际学术视野学者的努力下，西方民间文学领域的晚近研究成果得以陆续传入国内，在“口头传统”一词成为学界讨论的热词，其研究范式与“民间文学”研究之间的异同成为讨论的焦点问题之后，对延续逾半个世纪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进行全面反思逐渐形成蓬勃之势。如今已被史诗学界广泛认可的学术表述，如“活态史诗”“口传史诗”“以演述为中心”“文本与语境”“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问题”“五个在场”“回到声音”“全观诗学”等观点集中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吸纳西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土特质，建构中国史诗学术话语体系的努力。

正是在学者以口头传统作为方法去理解中国史诗学发展进程的学术探索中，我们才得以心怀敬佩反思格萨尔史诗“权威本”的建构过程及其丰硕成果。“口头诗学研究”重视“语境”，强调“对演述事件的过程性观照”，关注“一般意义的歌与具体的歌”的辩证统一关系，而被打上“权威”标识的“作品”其生产过程脱离了语境，它们是在经历了移植、改编、删减、拼接、措置等一系列“格式化”操作过程后形成的文本。就此而言，学者关于“就依然处于活形态传承中的史诗文本而言，试图构建或者追求作家文学中所谓‘权威版’或‘规范本’乃是与民间口头演述传承相悖的，也是不现实的”等判断，便不可不谓之公允恰当。

二、创编、演述和接受：

文本类型与文本制作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立足“口头诗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在史诗的文本类型研究方面用力颇勤。“美国史诗学者约翰·弗里和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Lauri Honko）等学者，相继对口头史诗文本类型的划分与界定作出了理论上的探索”，而中国学者则从载体介质、学术参与、传播—接受形态和传统取向等维度出发对本土多种多样的史诗文本形态做了精深的辨析。就“权威本”而言，从其呼应时代诉求而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多元各方参与其中的生产过程出发，我们认为对其文本形态的界定当从学术参与的程度和具体方法入手加以分析。诚然，“权威本”的源文本大多来自民间，无论是手抄本、木刻本、口述录记本，还是出自“民间艺人”之口的演述文本，均属于史诗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然而，“权威本”的文本生产过程则“往往由编辑者根据某一传统中的口传文本或与口传有关的文本进行汇集后创编出来的。通常情形是，将若干组成部分或主题内容汇集在一起，经过编辑、加工和修改，以呈现该传统的某些方面。”如果从创编、演述和接受三个维度出发界定文本类型，“权威本”当属于“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详见表1。

表1 史诗文本类型表

将这类文本与“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和“源于口头文本”对比参照可知，前者与本土口头叙事之间的距离最为疏远，而其接受方式从听觉到视觉转变和从集体聆听到个体阅读的转向，则进一步降低了其“回到声音”，回归民间的可能性。实际上，这类文本面对的大多是传统之外的受众（读者），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传播与族际沟通，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共享人类知识与信息”等方面，因此其对传统本身的影响是有限的。

综上所述，我们是否可以得出“权威本”是文艺政策助推下的学术实践，民间虽有史诗书写传统，但是对相关文本并没有相应的评价标准，获得民众普遍认可，具备某种“权威性”的书写文本也无从谈起的结论？从本土文化语境出发，答案是否定的。藏民族拥有悠久的文字传统，书写文本是格萨尔史诗的重要文化表现形式之一。据考证，目前所见最早的格萨尔手抄本是产生于14世纪的《姜岭大战》，有学者认为史诗手抄本产生的时间或可上溯至11至12世纪。我们无意于考证现存各类史诗源文本的产生年代，分析源文本的版本源流，辨伪存真也非本文所求。就史诗传统研究而言，无论面对的研究对象以何种载体介质呈现，“民族志诗学”始终是学者的基本立场。

学者对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对史诗“权威本”的反思和批判时间并不算短，探讨相关问题的思辨性文章乃至专著亦不在少数，相关话题甚至已从学界“热词”变成“老生常谈”。然而，当我们从“民族志诗学”的立场审视“权威本”，就会发现从官方到民间，从传统内到传统外，对“权威本”的认识和评价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话题，值得深究。

前文中我们已经对在文艺政策的助推下，由官方参与而产生的“权威本”之生产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然而，当我们回归传统，走进田野，在史诗传统富矿区对“权威本”的认识和评价却另有一套标准。从上世纪两次大规模的史诗“搜集整理”工作中可知，民间史诗书写文本的存量巨大，即便在遭受冲击以后，随着相关工作的恢复仍有很多文本被搜集上来。基于译介的需要，学者们对这些文本进行了初步分析。就形式而言，这些文本中“有书写甚恭楷者，亦有颇潦草者。书页大小，装潢精粗不一。有全用墨抄者，亦有夹书红字或金银字者，又有正楷与行书夹抄者。大抵神名用红字，散文用行书，诗歌作楷写。抄此书者，盖亦视之如经典，工作甚为庄严，非抄小说、剧本可比”。就内容而言，有学者首先将史诗源文本划分为“底本”“手抄本”和“木刻本”三种类型，然后从“版本发生学”角度出发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如作为口头演述的“提词本”——“底本”，学者认为这类文本情节简单、别字频现、唱词重复处多用符号替代，“手抄本”相对而言则语言考究，情节曲折，而“木刻本”进一步加强了在语言、情节乃至结构方面的考量等。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将源文本划分为“略本”“中本”“广本”“子本”“母本”和“孙本”等类型，实际上都是从版本学角度出发，对诸文本进行文本阐释。

总之，面对“木刻本”和“手抄本”材料，学者们做了大量“文本谱系式”的分析，然而其中鲜有从“创编”“演述”和“接受”层面入手，对源文本进行阐释的学术实践。然而，恰恰是“口头诗学”的文本阐释维度构成了民间（传统受众）判断某一书写文本是否“权威”的标准。近年来已有学者做出相关探索，曼秀·仁青道吉在《关于传统<格萨尔>早期版本》一文中，曾提出“六道工序”论，虽然初衷还是对各类书写文本进行版本辨析，但是其工作模型已经和“口头诗学”的文本阐释法则互通交叉。尤其是其中第二项（即“研究该文本通过何人传承或者整理”）和第三项（即“研究该文本来自何方”）已经关注到文本创编、演述和接受等层面，该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格萨尔》早期版本的六大特征，即歌诗、情节、氏族部落、曲调、古谚语以及措辞等口头诗学层面的问题。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上述考察视角恰恰来自传统内部，是传统受众（包括本土学者）评价史诗书写文本的传统法则。虽然学者的相关探讨旨在辨析“《格萨尔》早期版本”，但是其根本目标则是通过辨析各类“变异本”，进而确立其中的“传统本”。这类文本由于经受住了传统法则的检视，获得了传统受众的普遍认可，因此被认为是“好本子”（或某种“权威本”“传统本”）。回到本土文化语境中，笔者发现民间确有评价书写文本优劣的传统规约，通过解析相关内容，其背后的传统叙事法则和文本化实践得以显现。

三、朝向“悦耳”：格萨尔史诗传统

书写实践的价值尺度

无论是在专门机构还是在民间，史诗书写文本的存量都可谓巨大。其中一部分文本不仅被学界认定为“善本”，还成为民间竞相传抄的“好本子”。这类文本既包括通过记录优秀史诗演述人的口头演述本（如《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而形成的书写文本，也包括出自谙熟传统，文字功底深厚的文人之手，且传抄甚广的文本（如由居麦图丹嘉木央扎巴整理的格萨尔史诗德格林葱木刻本）。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视域下的史诗“善本”是“内容完整、语言流畅、前后连贯，结构完整”的文本，作为口头诗学的重要评价维度——“声音”并没有被囊括其中。这与格萨尔史诗作为活态传统，口耳相传，史诗书写文本长期存续，且常常作为演述的依凭，为“公共阅读”服务的现实情况相悖。换言之，在民间看似诉诸心目的史诗书写文本，实际上是“朝向声音”的传统实践，其传播和接受遵循口头诗学的基本规律。那么，如何理解“朝向声音”的史诗文本呢？弗里从创编、演述和接受方式等三个方面出发对这类“声音文本”在内的口头诗歌范型进行了分析和对比，详见表2。

表2 口头诗歌类型表

其中，以斯拉牧诗歌为示例，虽然其创编方式为书写，但是由于人们通过口头演述方式传承斯拉牧诗歌，其接受方式又诉诸听觉，因而不失为“口头诗歌传统”。于格萨尔史诗书写文本而言，其在民间的功能仍以服务“公共阅读”为主。由于腹藏数十部乃至数百部史诗回目的演述人数量有限，因此借助书写文本进行演述的“吟诵艺人”便大量涌现。吟诵艺人与格萨尔书写文本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在演述过程中必须有本可依，其演述过程也需“据书而诵”或“照本宣科”。消费带动生产，民间对书写文本的需求推动了史诗书写实践，催生了专门从事史诗书写的群体。虽然，该群体中的成员因个体身份的差异而在具体传统实践中有差异化的文化表达，但是其回归民间，朝向声音的基本诉求是一致的，这一点可以从符合传统受众审美认知，浓缩民众史诗文本观的“悦耳”（snyan）一词中得到彰显。

在《藏汉大辞典》中，snyan有两个基本义项：（1）名词，耳的敬语；（2）单词gnyan（指盘羊）的另一种写法（gnyan与snyan属于同音异体字）。《现代藏汉词典》在上述两个义项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义项，即（3）形容词，悦耳、动听。根据《藏文辞海》的释义，snyan的两个义项中，义项（1）为基本义，（3）为引申义。基于上述两个义项，各类词典收录了大量以snyan为构词要素的词条，其中包括snyan kor（耳环）、snyan rgyan（耳饰）、snyan sgrog（悦音）、snyan grags（声誉）、snyan brgyud（口耳相传的窍诀）、snyan brjod（甘言）、snyan gtam（悦耳之言）和snyan srab（妄听）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在相关词条中snyan与单词ngag构成的词组snyan ngag，专指诗及诗歌这类文体。在民间，受众对符合格萨尔叙事法则，符合审美期待的史诗书写文本给予snyan的评价。显然，这一评价是基于音声的考量。

藏文诗歌（snyan ngag）讲究sbyar pa，即“韵律谐协”（笔者译），格萨尔史诗传统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的韵律系统，且该系统独具一格，有别于其他藏族诗歌传统。“悦耳”的史诗书写文本胜在用韵，在构筑诗行的过程中，对头韵、尾韵、逐行押韵、隔行押韵和叠音和拟声等技法的灵活应用往往能够彰显史诗书写者的功力。就唱词而言，民间素有“岭国众人的唱词多为六音节或九音节，敌对各魔国将帅的唱词多寡不等”的认识。在口头演述语境下，优秀的史诗演述人往往能够在现场演述的压力之下，通过调用契合的曲调并适时调整节奏布局，以适应音节数的结构变化。然而，就依凭文字、诉诸心目的史诗书写文本而言，若想完成从书面到口头，从史诗写本到演述底本的转变，则势必要从强化诗行节奏感入手。换言之，在缺乏曲调发挥调节作用的前提下，优秀的史诗书写者格外注重句式和词句工整。超常情况（如诗段中各诗行音节数的结构性失衡）出现的频率和吟诵艺人现场演述的流畅度往往成反比。“悦耳”的书写文本在唱词的音节数、句式和韵式等方面均有定式，行间字里构筑起来的音乐美为书写文本回到声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口头文化孕育了格萨尔史诗。作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史诗书写文本虽然诉诸文字，但文本自身却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口头性”（orality，在有些场合也译为“口承性”）。进而言之，“悦耳”的书写文本对口头性的保留和依赖程度很高。就语词层面而言，这类文本吸收了大量口语词汇和地方化表达，从而为文本“朗朗上口”“入耳入情”夯实了基础。在民间，将口语词汇和地方化表达替换为书面语和通用表述从来不是史诗书写者获得认同的技法。恰恰相反，防范非地方化表达造成的疏离感，避免书面语的“诘屈聱牙”，重视传播—接受的共时性，注重史诗语域的内部知识等环节，成为史诗书写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叙事策略。此外，语词层面的叙事策略和传统技法直接导致了语段乃至语篇等史诗中更大的结构性单元呈现出某种特异性，有学者将这种特异性称为“独特文风。例如，当目标任务是描绘典型场景或主题时，以核心语词及其特性修饰语为基础（这些往往是演述人和书写者构思场景的核心），综合句法和声学模式，通过调用传统武库中的相应片语并对其进行个性化创编，从而构筑和扩展诗行往往是史诗书写的关键所在。

藏文诗歌讲究修辞，snyan ngag（诗歌）一词本身即含有“修饰文辞”之义，且修辞手法较为丰富，这一点可从《诗镜论》管窥一豹。在藏文诗歌的修辞手法中，“比喻”类修辞尤为重要。对于诗歌创作者而言，恰如其分地运用这一修辞手法是彰显其创作功力的重要标准，这一点并不受诗歌创作和接受媒介的限制。换言之，无论是在口头传统中还是在书写文化中，“比喻”都被认为是藏族诗歌的主要修辞手段。在格萨尔史诗中，通过恰当运用“比喻”构筑和扩展诗行是重要的叙事策略。“无喻难成诗。格萨尔史诗中最为引人入胜的部分当属其中富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各类dpe-rgyan（比喻）。优秀的艺人对本体和喻体的调用既能在听众的意料之中，同时又能出其不意。”通过增添细节内容并借助各类比喻手法构筑和铺排诗行，史诗传统形成了可以缩减或扩展的场景描写模式。当然，在差异化的演述语境下史诗演述人对包括“比喻”在内的修辞手法的调用和铺排频次不尽相同，演述人的娴熟程度和现场演述的压力也会对相关技法的合理调用产生影响，进而干预典型场景或主题的构建。“悦耳”的书写文本在构筑、扩展和添加诗行时，能够充分考虑到“比喻”这类修辞手法对创编和接受史诗的重要性。史诗传统中的喻体来自地方知识，且类型化的典型场景或主题往往拥有一套相对固定的喻体集合。根据不同的描述对象（本体），调用恰当契合的喻体，对史诗口头文本的演述人和书写文本的制作者而言都是一种考验。“对喻体（dpe-rgyan）的调用务须恰当，在符合民族传统的基础上，还要符合史诗语域的内在规约。此外，采用比喻手法描绘事物（don），当从不同角度或层面对其进行不少于三次铺排，形成至少三组结构相同或相似比喻句式。面对各形态史诗文本，如果其中存在喻体拣选不恰当，铺排频次不足的情况，就需要史诗书写者结合上下文，对其进行调整和补足，从而确保诗行、诗段乃至整个诗篇的创编合乎传统。”

作为演述凭依，为“公共阅读”服务的史诗书写文本与其他形态的书写文本不同，前者不会将语词的复现和诗行的复沓视为闲言赘语，继而郁复删省。相反，作为重要的叙事技巧，对固定的一组词或一些意义群的重复使用，既是提高创编效率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书写文本“回到声音”的重要保障。在被誉为“悦耳”的书写文本中，语词、诗行乃至典型场景的重复规律被继承和沿用，并被视为文本是否合乎传统的标准之一。

概而言之，作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之一，书写文本在史诗流布地区广泛存在且历史悠久，在民间围绕书写文本的优劣还形成了一套评价体系。相较而言，民间与学界对史诗书写文本优劣的评价标准不同。就学术传统而言，进入文本流通领域的史诗印刷文本大体可分为以下两种：一种是为学术目的而编辑的“资料本”，另一种是为文学阅读而编辑的文学读本。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和“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产出的格萨尔史诗献礼作品和结项成果属于后者。毋庸置疑，上述文本在“文化传播与族际沟通，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共享人类知识与信息”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由于脱离本土文化语境乃至具体的口头叙事情境，上述史诗文学作品难以回归民间，回到声音，进而无法得到传统受众的普遍认可成为这类文本不得不面对的困境。有鉴于此，立足民族志诗学立场，反思民间对书写文本的评价尺度，探究获得民间普遍认可乃至美誉（“悦耳”）的史诗文本之叙事策略和内在旨趣就显得尤为重要。

回顾学术史，作为主要素材来源，民间史诗书写文本曾在20世纪两次大规模史诗“生产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这类文本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相关讨论迟迟未能进入文本细部，具体研究工作也未能触及文本生产机制等核心问题。当然，对内容庞杂，形态各异，属性难辨的史诗书写文本进行考辨厘析存在诸多困难，相关工作也因涉及文献学、语文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知识，非一时所能成。然而，究其根本而言，具体文本的阐释工作遭遇瓶颈与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密切相关。换言之，与书面文学研究主张从文学性、思想性和价值论等角度解读作品不同，阐释史诗书写文本当回到其文化生成语境中，回到口头文学创作情境中方能解答其中的奥义。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口头程式理论”异军突起，口头传统研究迎来新纪元。从方法论层面来讲，口头程式理论从语词、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等三个结构性单元入手解析口头传统成效显著。21世纪初，立足丰厚的资料学基础，借鉴口头程式以及演述理论、民族志诗学等前沿理论，国内史诗学研究从范式到理念都发生了根本转变。然而，于史诗书写文本研究而言，观念转变却行道迟迟，从而导致“史诗叙事传统格式化”情况经久未绝。鉴于此，从口头诗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出发，阐释史诗书写文本，尤其是来自民间且获得受众普遍认可的书写文本，并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就显得尤为必要。

回到本土文化语境中，我们发现“声音”是民间衡量史诗书写文本优劣的重要标准，无论是书写者对韵律谐协的坚持，还是对语词复现和诗行复沓的追求实际上都是朝向声音的传统实践，这是史诗书写文本的本质属性。只有深刻体认这一本质属性，才能在学者评定择选史诗“善本”时，避免“立足口头诗学立场”沦为口号。同时，也只有把握这一本质属性，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史诗书写文本的价值所在。其一，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书写文本为我们理解史诗多样化的传统实践方式打开了思路；其二，被民间誉为“悦耳”的史诗书写文本及其背后的评价尺度，为学者的文本阐释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其三，一直以来，学者认为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悦耳”的史诗书写文本恰恰提供了一则范例，即在口头与书面文学之间尚有很多过渡阶段需要深入研究。

总之，所谓的“权威本”在书面文学领域可能并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毕竟在书面文学中注重考辨、讲究版本、推崇独创，从而成为遗世独立的不朽名篇是其根本诉求。然而，对于口头史诗而言，民众普遍认可的“好本子”（或某种“权威本”）则另有一套评价标准。史诗书写者认为“糌粑和灰尘不能混为一谈”，为了追求新颖独特而违背传统叙事法则得不偿失。史诗书写文本注重“悦耳”，也胜在“悦耳”，这既是由史诗的文类属性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文本生产的价值取向决定的。就此而言，学者称口传史诗为“声音的诗学”（poetics of the voice)可谓确当。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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